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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塔,江门伽蓝记

文章作者:新普京娱乐 上传时间:2019-07-28

薛瑞泽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南洛阳 471003) 载《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洛阳伽蓝记·序》云:“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杨炫之在这里描述了北魏河洛地区佛教兴盛时期社会生活一个方面。如果以全新的视角观察北魏社会的佞佛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佛教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取向。 一、社会各阶层广建寺院 北魏时期所出现的佞佛现象,加速了佛教的传播速度。特别是社会上层拥有雄厚的资金,为了特殊的需要,纷纷出资建设寺院,且往往规模宏大,成为掺杂在居民区中最好的建筑。关于北魏时期洛阳寺院的兴建情况,《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有神龟元年任城王元澄的一个奏章,颇能说明问题,兹抄录如下。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垂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觊。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深等复立条制,启云:“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不俗不道,务为损法,人而无厌,其可极乎! 元澄的奏章将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寺院建设的规定和无序化建设的情况作了说明。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一现象,我们将《洛阳伽蓝记》中相关内容分门别类勾勒如下。 1.皇帝建寺。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河洛地区的佛教寺院的兴盛与皇帝带头兴建寺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孝文帝开始,北魏的皇帝就开始在洛阳建寺院。孝文帝在其祖母冯太后死后,“为冯太后追福”,在开阳门外三里处修建报德寺。[1]宣武帝即位后,在恒农郡荆山用珉玉造一丈六尺高的佛像一座。永平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2]这表明后人建造寺院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感念先人。宣武帝在位时先后建了瑶光寺、景明寺和永明寺三座寺院。瑶光寺是一座尼寺,孝明帝即位后,宣武帝的高皇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神龟元年九月,高氏被胡太后害死在瑶光寺,“嫔葬皆以尼礼”。[3]景明寺是因“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4]宣武皇帝时佛教昌盛,洛阳因为作为国都的特殊位置,“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宣武帝又建永明寺以安置外国僧人。[5] 2.灵太后建寺。皇后建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灵太后胡氏。她所建的永宁寺影响深远,对北魏时期佛教在河洛地区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云:“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胡太后建永宁寺的情况,史书中有颇多记载。《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云:“灵太后锐于缮兴,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功费不少,外州各造五级佛图。”李志在建永宁寺时为“永宁寺典作副将”。[6]永宁寺建成后,她还多次对永宁寺予以扩建。特别是永宁寺塔的兴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灵太后在他父亲死后,“寻幸永宁寺,亲建刹于九级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7]为了建造永宁寺塔,动用了京师数万人,张熠、郭安兴都先后参与过这件事。“永宁寺塔大兴,经营务广,灵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顾问,熠敷陈指画,无所遗阙,太后善之。”[8]“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安兴为匠也。”[9]对灵太后大规模营建永宁寺的奢侈现象,李崇曾经上书劝说“颇省永宁土木之功”,他认为:“诚知佛理渊妙,含识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缓。”但并未被胡太后采纳。[10] 灵太后为了给自己的父母追福,还先后兴建太上公寺和太上君寺。太上公寺在景明寺南一里,为东西并立的双寺,“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其目的“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当时人称作“双女寺”。灵太后为了显示孝心,还动用手中的权力,在六斋中“常有中黄门一人,监护僧舍,衬施供具,诸寺莫及焉”。[11]灵太后在洛阳城东为母亲修建秦太上君寺,“为母追福,因以名焉”。因为灵太后的重视,“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受业沙门,亦有千数。”[12] 不仅如此,灵太后的家人也在洛阳建寺。灵太后从姑建胡统寺后,“入道为尼,遂居此寺”。在这一寺院的诸尼,多是“帝城名德,善于开导,工谈义理,常入宫与太后说法”。灵太后对胡统寺的供养也很重视,“其资养缁流,从无比也”。[13] 3.宦官建寺。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在佛教昌盛的社会氛围下也纷纷建寺院。宦官所建的寺院大多为尼寺。长秋寺是因宦官刘腾“初为长秋卿,因以为名”。在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的昭仪尼寺,也是“阉官等所立也”。魏昌尼寺是“阉官瀛州刺史李次寿所立也”。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14]只有宦官王桃汤所建的王典御寺是僧寺,“时阉官伽蓝皆为尼寺,唯桃汤所建僧寺,世人称之英雄”。[15] 4.诸王建寺。北魏时期诸王也多建寺院,这些寺院既有尼寺,也有僧寺。清河王元怿修建的景乐寺,“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元怿死后,“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元怿弟元悦又对景乐寺“复修之”。[16]元怿还在洛阳城西建融觉寺,规模也较大,“有五层浮图一所,与冲觉寺齐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17]彭城王元勰修建的明悬尼寺在洛阳城东。[18]外戚冯熙虽然“为政不能仁厚”,但因崇信佛教,“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当僧人劝阻他在建佛塔“伤杀人牛”时,他居然说:“成就后,人唯见佛图,焉知杀人牛也。”他在北芒山建北芒寺,“其碑文,中书侍郎贾元寿词,孝文频登北芒寺,亲读碑文,称为佳作”。[19]这里的北芒寺即是《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所说的冯王寺。此外广陵王所建的龙华寺、北海王所建的追圣寺与灵太后所建的秦太上公寺是京师洛阳的三大名寺。[20] 5.官员建寺。官员兴建寺院在当时也蔚然成风。洛阳城东的龙华寺、正始寺和景宁寺都是官员所建。“龙华寺,宿卫羽林虎贲等所立也。”[21]正始寺因是“正始中立,因以为名”。[22]景宁寺“太保司徒公杨椿所立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杨椿创建景宁里,“遂分宅为寺,因以名之”。[23]洛阳城南的招福寺和正觉寺也是官员所立。三公令史高显洛在利民里地下挖出黄金百斤,根据黄金上的铭文,“遂造招福寺”。[24]正觉寺是“尚书令王肃所立也”。王肃是南齐归附北魏的大臣,“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面对原夫人的旧情,“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25] 6.僧人建寺。僧人所建的寺院有普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26]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在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的大市南的黄女台,“景明中,比丘道恒立灵仙寺于其上”。[27] 7.舍宅为寺。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北魏时期出现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将自己的住宅舍出来作为寺院,并且形成了一股风气。 洛阳城内的愿会寺、建中寺、昭仪寺和光明寺都是官员舍宅为寺。普泰元年,尔朱世隆所立的建中寺本是宦官刘腾的宅院。刘腾因为与元乂共同幽禁了胡太后,所以,孝昌二年胡太后重新掌权后,将已死的刘腾宅院赏赐给高阳王元雍,“雍薨,太原王尔朱荣停憩其上,荣被诛。建明元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为荣追福,题以为寺,朱门黄阁,所谓仙居也。”[28]愿会寺是“中书侍郎王翊舍宅所立也”。[29]宜寿里苞信县令段晖住宅的地下常有钟声传出,并常常见五色光照亮堂宇。段晖“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躯,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萨,趺上铭云:‘晋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段晖于是舍宅为光明寺。[30] 在洛阳城东达官贵人舍宅为寺的有平等寺和建宁寺。平等寺为广平王元怀舍宅所立。杨椿分宅院为景宁寺后,杨椿之子杨昱因在永安末年率众抵抗尔朱仲远。普泰元年,杨氏家族被尔朱世隆灭族,“后舍宅为建中寺”。[31] 在洛阳城西的冲觉寺,“太傅清河王怿舍宅所立也”。[32]宣忠寺是“侍中司州牧城阳王所立也”。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攻入洛阳,元徽与庄帝逃到长子城,在这种情况下,“徽愿入洛阳舍宅为寺。及北海败散,国道重晖,遂舍宅焉”。[33]追先寺本是“侍中尚书令东平王略之宅也”。建义元年,元略薨于河阴,其子景式“舍宅为此寺”。[34]在融觉寺西一里左右的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也”。[35]洛阳城南的归正寺,地处四夷里的归正里。“正光四年中,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来降,处金陵馆,为筑宅归正里,正德舍宅为归正寺”。高阳王寺本是高阳王元雍的住宅,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元雍“为尔朱荣所害也,舍宅以为寺”。[36]洛阳城北的凝圆寺本是“阉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也”,“迁京之初,创居此里,值母亡,舍以为寺”。[37]对于官员纷纷舍宅为寺的现象,《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云:“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寿丘里闾,列刹相望,祗洹郁起,宝塔高凌。”《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亦云:“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 民众因为相信因果报应,舍宅为寺的现象也颇多。洛阳城东崇义里内有京兆人杜子休宅,据说是晋朝太康寺,“子休遂舍宅为灵应寺”。城东的孝义里东市北殖货里,“里有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永安年中,胡杀猪,猪忽唱乞命,声及四邻。邻人谓胡兄弟相殴斗而来观之,乃猪也。胡即舍宅为归觉寺,合家人入道焉”。[38]洛阳城西准财里内的开善寺本是京兆人韦英的住宅。韦英早亡,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但仍居住在韦英原来的住宅。韦英的鬼魂白日惊现,“梁氏惶惧,舍宅为寺”。[39]崇虚寺是“高祖迁京之始,以地给民。憩者多见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40]这种舍宅为寺的现象对后世亦有影响,北齐时,李世谦在母亲和姐姐死后,“士谦服阕,舍宅为伽蓝”。[41] 从北魏时期洛阳寺院建设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因为佛教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引起了全社会的佞佛盛行。为了满足人们这一病态的心理需求,社会上层千方百计地广建寺院。从皇帝、皇后到王公大臣都参与到寺院的建设足以证明佛教对社会影响之大,至于说为父母追福,为纪念先辈的原因虽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北魏时期社会上层广建寺院无疑对佛教影响人们生活产生了广泛的作用。-------------------------------------------------------------------------------- [1]《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3]《北史》卷十三《后妃上·魏宣武皇后高氏传》。 [4]《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5]《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6]《魏书》卷六十二《李彪列传附子志传》。 [7]《魏书》卷十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8]《魏书》卷七十九《张熠传》。 [9]《北史》卷九十《艺术传下·蒋少游传附郭安兴传》。 [10]《魏书》卷六十六《李崇列传》。 [11]《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12]《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3]《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14]《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5]《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16]《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17]《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18]《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9]《北史》卷八十《外戚·冯熙传》。 [20]《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1]《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22]《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23]《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24]《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5]《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6]《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7]《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28]《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29]《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30]《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31]《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32]《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33]《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34]《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35]《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36]《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37]《洛阳伽蓝记》卷五《城北》。 [38]《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39]《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40]《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41]《北史》卷三十三《李孝伯传附谧子世谦传》。 二、佛教对河洛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 北魏河洛地区佛教的昌盛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社会各个阶层普遍信奉佛教,所以佛教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北魏河洛地区佛教寺院的修建,浪费了大量的财物,对当时尚不太富足的社会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从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即可反映出这一点来。我们以《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所记述的奢华无比的佛教建筑来说明这一问题。永宁寺塔“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以至于“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其十二门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镮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到孝昌二年,因为大风,“刹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新瓶”。从九层高的佛塔上落入地下一丈多深,可见其重量之大,而再铸新瓶必然要有新的耗费。永宁寺北的佛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疏檐溜;藂竹香草,布护阶墀”。其规模之宏大堪为京师洛阳寺院之首。其他寺院的建筑也颇有气势。长秋寺的三层佛塔,“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异,难可具陈”。瑶光寺的五层佛塔,高五十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宁讲殿”。还有“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景乐寺有佛殿一所,“像辇在焉,雕刻巧妙,冠绝一时。堂庑周环,曲房连接,轻条拂户,花蕊被庭”。昭仪尼寺“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胡统寺“宝塔五重,金刹高耸。洞房周匝,对户交疏,朱柱素壁,甚为佳丽”。修梵寺和嵩明寺“并雕墙峻宇,比屋连甍,亦是名寺也”。景林寺“讲殿迭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建设如此豪华的佛教建筑,必然要浪费大量钱财。这从后人描述杨炫之撰写《洛阳伽蓝记》的动因得到证明。《广弘明集》卷六《辩惑篇第二之二》云:杨炫之“见寺宇壮丽,捐费金碧,王公竞相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也”。河洛地区的佛教昌盛,导致糜费了大量财物。为了修建佛教建筑,花费的钱财在史书中也有颇多记载。永宁寺“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1]洛阳城东的正始寺“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后人刊之”。[2]可见百官为了修建正始寺纷纷出资,多者四十万,少者五千。佛教建筑的修建还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如平等寺塔的修建,从永熙元年开始至三年二月五日,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土木毕工”。 河洛地区佛教的昌盛,助长了虚无和宏阔的社会风气。从城市建设上来看,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与居民建筑杂糅在一起,更增添了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我们仔细考察《洛阳伽蓝记》中的佛教建筑,可以发现许多是与居民区混杂在一起。 佛教建筑多融入居民建筑中,成为里坊中最为豪华的建筑。在洛阳城内,建中寺“在西阳门内御道北所谓延年里”,长秋寺“亦在延年里”,景乐寺“北连义井里”,昭仪尼寺“东南治粟里”,愿会寺“寺南有宜寿里”,修梵寺“寺北有永和里”。在洛阳城东,建阳门外御道北的建阳里有璎珞、慈善、晖和、通觉、晖玄、宗圣、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庄严寺在东安里,“里内有驸马都尉司马悦、济州刺史刀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孙骧等四宅”。秦太上君寺在晖文里,“里内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实、冀州刺史李韶、秘书监郑道昭等四宅”,里内还有五层高的佛塔,“修刹入云,高门向街。佛事庄饰,等于永宁”。正始寺在敬义里,平等寺在孝敬里,景宁寺在景宁里。在洛阳城南,大统寺在利民里,劝学里“有文觉、三宝、宁远三寺”,延贤里“内有正觉寺”,慕义里内有菩提寺。在洛阳城西也有寺院杂在居民区中,“准财里内有开善寺”,永明寺“西有宜年里”。洛阳城北的凝圆寺在永平里中。对寺院与民居混杂的现象,任城王元澄云:“然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3]普通建筑与宗教建筑混杂在一起,更烘托出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佛教的兴盛,特别是有关佛教事件的发生,吸引了普通民众的眼球,观看佛事活动也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永熙三年二月,永宁寺塔着火,“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4]永宁寺作为京师洛阳最大的佛教寺院,永宁寺塔则是民众崇高的宗教崇拜,被火焚毁引起了民众的悲哀。每年的四月,洛阳城中的佛像都要汇聚到景明寺,观者如堵,甚至引发了踩死人的惨剧发生。长秋寺中有一座六牙白象在空中背负释迦像,“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5]昭仪尼寺有一佛二菩萨的塑像,“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四月七日,常出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乐之盛,与刘腾相比”。[6]景明寺“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宗圣寺有像一躯,举高三丈八尺,端严殊特,相好毕备,士庶瞻仰,目不暂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腾辉,赫赫独绝世表。妙伎杂乐,亚于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7]为了观看精美的佛像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场面。景乐寺“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及至北魏末年,“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汝南王元悦在寺内召集艺人,变换魔术,“士女观者,目乱睛迷”。[8]愿会寺的佛堂前有桑树一株,每隔五尺形成一个羽盖,“凡为五重,每重叶椹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成市,施者甚众”。[9]与佛教有关的奇异桑树也引起人们的兴趣。景兴尼寺“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作工甚精,难可扬搉。像出之日,常诏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由旨给”。[10]民众观看的场面极为宏大。 佛教对社会现象的警示作用也出现在《洛阳伽蓝记》的记述当中。永宁寺的九层佛塔在永熙三年被烧毁,因为“永宁佛图,灵像所在”,人们甚至认为“天意若曰:永宁见灾,魏不宁矣。”[11]平等寺门外的金佛像,“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在国家有吉凶时经常流泪,引起京师人士的观看。如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引起“京师士女空市里往而观之”,持续了三天。结果次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到了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复汗,士庶复往观之”。五月,发生了北海王元颢入洛阳称帝的现象。因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此佛像流泪和出汗都是一种恶兆,所以,当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经神验,朝野惶惧”,朝廷“禁人不听观之”。[12]阜财里的南阳人侯庆有一丈高的铜佛像一躯,侯庆曾许愿将一头牛卖掉,为佛像涂金,后来因为他事,“遂以牛他用之”。两年后,侯庆妻马氏梦佛像说:“卿夫妇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偿金色焉。”天亮后,“丑多得病而亡”。“丑多亡日,像自然金色,光照四邻。一里之内,咸闻香气,僧俗长幼,皆来观睹”。[13]因为没有答应对佛的许愿,就导致儿子死亡。这大概是当时人们将偶然巧合的事件撮合在一起的缘故。 佛教的兴盛还引发人们观念的变化。胡太后兴建永宁寺塔时,在挖掘地基时,挖出三十座金像,“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金像似乎在冥冥之中提醒了胡太后,使她更为崇信佛教,因而大规模营建以表达自己的心意。胡太后当政时,洛阳崇真寺僧人慧嶷死后七天复活,向人们讲述了在阴间阎罗王对待坐禅、诵经、造像、造寺等僧人的态度,因为坐禅、诵经都得以升入天堂,其他的“造作经像”以求财物,或劫夺民财以建造寺院者都受到了惩罚。胡太后闻听此事后,“诏不听持经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财物造经像者任意。”“自此以后,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14]正是慧嶷向人们讲述了阎罗王对待不同修行方式的态度,坐禅和诵经得到了人们的首肯,成为人们修行的主要方式。这其实是慧嶷借阎罗王之口警告人们不要过多度造像、建寺以浪费社会财富。当时还传说佛有灵感的故事,光明寺有金塑一佛二菩萨,“其后,盗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应即殒倒。众僧闻像叫声,遂来捉得贼”。[15]佛像具备了捉贼的功能,其实是神话佛的作用。 佛教的兴盛使居民生活也沾染上了佛教的色彩。宝光寺有一咸池,景色优美,“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这里成为京城的一个休闲之所,“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羽盖成阴。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16] 佛教兴盛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出家入佛门。瑶光寺建成后,“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仪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归诚一乘。”[17]建阳里因为与居民区杂居,“里内士庶二千余户,信崇三宝,众僧刹养,百姓所供也”。杨炫之对佛教盛行带给民众的痛苦和佛教徒借机敛财、侵扰百姓的行为揭露得淋淋尽致。他认为“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18]而且随着佛教势力的逐步扩大,佛教徒已经开始不满足于青灯孤影的清苦生活,“今此僧徒,恋著城邑”,“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这些僧徒还利用朝廷对他们的放纵,“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时人怒斥他们为“释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19]到了北魏末年,随着兵役、徭役的负担越来越重,更多人纷纷离开家庭依归寺院,造成财政的重大损失,杨炫之认为:“乞立严敕,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20]魏收称这种现象:“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21]

“俄然雾起,浮图遂隐”

问题:《洛阳伽蓝记》中的北魏永宁寺建于何时,是怎样的一座建筑?

北魏时期河洛地区的佛教之所以对社会生活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是与统治阶级上层对佛教提倡有很大的关系。除了我们前文所提及的统治阶级广建寺院外,统治者对佛教的崇信已是无以复加。《洛阳伽蓝记·原序》云:“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沙门论议。”而崇信佛教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魏书》卷七《高祖纪》云:“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孝文帝如此,其子宣武帝也喜好佛教。在为太子时,“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永平二年十有一月己丑,“帝于式干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22]其皇后胡氏,“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23]所以,在她掌权后,在河洛地区大兴佛教,并最终酿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

[1]《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2]《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3]《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4]《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5]《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6]《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7]《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8]《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9]《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10]《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1]《魏书》卷一百一十二《灵征志上》。 [12]《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3]《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14]《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5]《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16]《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17]《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18]《广弘明集》卷六《辩惑篇第二之二》。 [19]《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20]《广弘明集》卷六《辩惑篇第二之二》。 [21]《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22]《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23]《魏书》卷十三《皇后·灵皇后传》。

读永宁寺的材料时,我总想起卡尔维诺用语言、梦境和幻想搭建起的无数看不见的城市,它们其实都是威尼斯。永宁寺这座北魏时期最辉煌的寺院的建筑和图像早已荡然无存,它身影只留在《洛阳伽蓝记》、《水经注》、《魏书》等史料中,因人们一遍遍的叙述和阅读而逐渐清晰、鲜活。卡尔维诺借马可波罗之口写威尼斯:“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它”。当我在想象永宁寺塔的时候,越来越看不清它。

回答:

故宫的“梵天东土并蒂莲华”佛造像展,展出了四件永宁寺遗址出土的造像残件。它们见证过永宁寺塔登峰造极的营建,经历过人们18年的顶礼膜拜,也罹受了那场大地狱般的大火。 它们让我离永宁寺又近了一毫厘。

细究永宁寺,先来了解一下《洛阳伽蓝记》。

伽蓝

《洛阳伽蓝记》:这是一本中国古代佛教的史籍,是东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由抚军司马杨炫之重游洛阳,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概况历史变迁写作的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成书于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后世将《洛阳伽蓝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并称为中国北朝时期的三部杰作。

对永宁寺塔的想象,源于《洛阳伽蓝记》。永宁寺是此书开篇之作,也是篇幅最长的一章。杨衒之先描述了永宁寺的建制,永宁寺于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由灵太后胡氏主持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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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其十二门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型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全书共五卷,按地域分为洛阳的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记述佛寺七十余处,北魏的永宁寺便是其中一处。

“(永宁寺)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绮钱青琐,辉赫丽华。拱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永宁寺和永宁寺塔的故事便由此展开。

永宁寺遗址平面图,来自考古报告

关于洛阳永宁寺和永宁寺塔,公认最早的记载,是北魏地理学者郦道元的《水经注》。永宁寺的建造时间根据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始创于熙平中期(北魏孝明帝元诩年号,516年正月—518年二月),永宁寺建成后,成为冯太后执政时期帝后进行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冯太后、献文帝、孝文帝等人,都在永宁寺中举行过重要的佛事活动。这座寺院是为孝文帝的出生荐福而成,是冯太后和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主持修建,永宁寺对于孝文帝的意义重要,所以永宁寺成为北魏平城时代晚期佛教和佛事活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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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多史料记载,永宁寺为北魏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太后——胡太后所主持建造,永熙三年(534)被焚毁,现已不存,遗址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东15公里的汉魏洛阳城址内。原因我想就是,是胡太后让这座寺庙寺塔名声雀起。

​考古发掘证明杨衒之的记录有一部分相当精准。永宁寺位于北魏洛阳城中部偏西、宫城以南500米处(“阊阖门南一里”),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12米,呈长方形。寺院内中部偏南有永宁寺塔基。塔基呈正方形,地下部分为夯土,宽100米;地上部分为木塔基座,宽38米。塔身为木制,塔刹为金属。塔后有佛殿(“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永宁寺是以佛塔为主、佛殿为辅的佛教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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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塔基,图来自考古报告

《魏书•卷十三•列传第一》:“太后父薨,百僚表请公除,太后不许。寻幸永宁寺,亲建刹于九级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肃宗主事,乃自为丧主,出至终宁陵,亲奠遣事,还哭于太极殿。至于讫事,皆自主焉。” 这是永宁寺的名字,在迁洛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史书里。由此推测洛阳永宁寺的建造,一定是在公元518年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此时的胡太后,只是在九级台基上建佛塔,这说明,当时的永宁寺可能还没有营建佛塔,或者说只有一座规模相对较小的佛塔,胡太后对此并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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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太后的野心,不是一座七层浮屠可以容纳的,她要超越冯太后,除了要有权力,更要有荣誉感,让后世记住她。于是多年以后就有了永宁寺塔,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也就是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详细记载的佛塔。

据杨玄之《洛阳伽蓝记》追述,永宁寺塔为木结构,高九层,一百丈,一百里外都可看见。塔基夯筑﹐平面略呈方形﹐分上下两层。下层基座东西101米﹐南北98米﹐高度超过2.5米。在下层基座正中筑上层基座﹐平面方形﹐边长38.2米﹐高2.2米。台基四边用青石垒砌压边﹐基座四面均设踏道。

永宁寺塔为楼阁式四方形木塔,共九层。塔基由 124根木柱排列为5圈组成柱网,塔心实体为土木混砌而成,殿堂式回廊环绕着塔心。每面有九间,共三十六间,分成三组,每组三间,正中一间开门,左右两间置窗,每面三门六窗,门上有金钉、铺首,窗雕花赋彩,檐角都缀着金铎。

史料原文:《洛阳伽蓝记》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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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阊阖门前御道东有左卫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国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庙,庙南有护军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卫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将作曹,曹南有九级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即四朝时藏冰处也。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徵,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於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馀里。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於当世。僧房楼观,一千馀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椿松,扶疏檐霤;藂竹香草,布护阶墀。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於斯也。"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阁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绮钱青璅,赫奕丽华。拱门有四力士、四师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庄严焕炳,世所未闻。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两重。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四门外,皆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渰云之润;清风送凉,岂籍合欢之发?

杨鸿勋先生根据考古成果复原的永宁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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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塔到底有多高呢?

殿堂间不设隔断墙,入塔礼佛可绕塔心一周。据《魏书》“永宁佛图,灵像所在”的记载和从出土的1560余件造像残件判断,塔心和周围墙壁上修建有龛,塔内应遍布佛、菩萨、天王、力士、供养人造像,皆为彩塑。遗址还出土了带有忍冬草纹的残件,说明佛堂内是有彩绘壁画的,可以想象那是个灿烂辉煌的佛国世界。

《洛阳伽蓝记》说九十丈,有些夸大,根据《魏书》记载,永宁寺高四十九丈,合约今136米,加上塔刹通高147米,即使如此,这个高度,在中国古代的木构建筑史,甚至世界古代建筑史中,也是一个难以超越的事实。在这座塔上可以俯瞰整个洛阳城,极其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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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永宁寺九级浮屠和永宁寺塔的建成,胡太后的政治生涯,也逐渐走向了光辉的顶峰。但辉煌之后是毁灭,胡太后掌权之后,穷奢极侈,奢华无度,内坏法度,外乱四起。这座恢弘的永宁寺和永宁寺塔,就是胡太后穷奢极侈的最好体现。

可能是这样的,需脑补120帧彩色3D效果

这座寺院,见证了胡太后走向权力和人生的顶峰,也见证了北魏王朝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历程。胡太后对权力无节制的控制,对财富和情色的贪欲,最终毁灭了自己。在害死自己的儿子孝明帝后,北方契胡权臣尔朱荣兴兵南下,洛阳朝不保夕,最后胡太后最后的归宿,也是永宁寺:“及武泰元年,尔朱荣称兵渡河,太后尽召肃宗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发。”

永宁寺,成为胡太后出家的地方。但这次佛陀也保佑不了胡太后,不久,她被尔朱荣所执,与北魏幼主元钊一起,沉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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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十二日荣军於芒山之北,河阴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驾,至者尽诛之。王公卿士及诸朝臣死者二千馀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阴之变。

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事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根据杨衒之的记载,永宁寺是可以登临其上、俯瞰洛阳城的(“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衒之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

就这样,这座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建筑史上,风华绝世的艺术品,永远的消失了。

有学者从杨衒之用“若今宫墙”、“形制似今端门”和“形如太极殿”等形容永宁寺院墙、寺南门和佛殿,认为它是“官府建筑融入宗教内涵的产物”。而四方形多层木塔,又是印度式佛塔与我国传统楼阁建筑结合产生的形制。可惜杨衒之笔下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的僧房楼观,尚未探测到。

回答:

考古发掘和《洛阳伽蓝记》最大的区别在于永宁寺塔的高度。

谢邀。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南亚次大陆的古代印度,自东汉初年传人我国之后,佛寺、佛塔等建筑,也逐渐在我国各地兴盛起来。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的白马寺,就是在我国中原地区兴建的第一座佛寺。

关于永宁寺塔的高度众说纷纭,杨衒之的“去地一千尺”是最夸张的,《魏书》的记录是四十丈,《水经注》的记录是四十九丈。考古学家根据塔基的体量推测,认为《水经注》的记录更准确:“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塔身加塔刹通高约147米(比两个应县木塔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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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寺创建之后,大约经过了四百余年,当时的北魏王朝,极力推崇佛教,虔信梵法,我国长江以北地区的佛寺,多达三万余所。北魏古都洛阳,是当时弘扬佛法,进行宗教活动的最大中心,京城表里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在这一千多所寺院中,有一所规模最宏伟,建筑最豪华的皇家寺院,建筑在白马寺东南大约2公里的地方,这就是我国佛教史上、古建筑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永宁寺。

永宁寺遗址出土的琉璃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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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还出土了15万余件五色琉璃珠,珠子非常细小,有蓝、绿、红、黄、黑等多种颜色,有可能是杨衒之写的装饰寺门上狮子、力士的“珠玉”,也有可能是门楼上的珠帘。

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孝明帝元诩即位,其母胡太后“临朝称制,总揽万机”,控制着北魏的国家权力。后姑为尼,颇通佛理,胡太后因之亦崇敬三宝。在当时王公贵族争相礼佛的热潮中,胡太后,率起创建永宁寺。把寺址选在繁华的洛阳城内,北距宫城前门阊阖门仅一里之隔。开工之日,胡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可见她对永宁寺的创建是何等重视。

《四库提要》以“秾丽秀逸”评价杨衒之的文笔,《洛阳伽蓝记》四六骈句和散句相得益彰带来的节奏感,也颇得汉大赋气韵。读到“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时,我脑中竟响起了哥德堡变奏的旋律。这自带巴洛克式华丽典雅整饬韵律的笔法,正适合描摹美轮美奂的佛教建筑。永宁寺塔是北魏洛阳城中最高的建筑,在洛阳城外百里,便可遥见它的身影,在城中可听到“宝铎和鸣”的“铿锵之声”。杨衒之借西域沙门菩提达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这一人间奇迹的赞叹:“(西域沙门菩提达摩)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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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至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北魏皇室笃信佛教,在平城就热衷开窟建寺,迁都洛阳之后更是“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皇亲贵族甚至抛家舍业地修佛寺,彼时“京师表里,凡有一千余寺”,“昭提栉比,宝塔骈罗”,“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比壮”。遍布全城的宏伟寺庙让西域僧人以为置身佛国。

《洛阳伽蓝记》等古籍对北魏永宁寺曾作了详细的记载。永宁寺的四面皆筑有围墙,墙上施有木椽;,椽上覆瓦,这相当时架椽覆瓦的皇宫宫墙的形制完全一样。寺院的东、南、西、北四面各建庙门一座,其中尤以向南的正门最为高大峻拔,“门楼三重”,敷图彩画,赫奕丽年,门外塑有高大威武的四大天王,四只狮子,“庄严焕炳,世所未闻”。东面和西面的两座门,其形制类似南门,不过只有二重门楼。北门则无门楼。围墙之外,绿水环绕,青槐婆娑,炎夏之日,来往行人多在树下休憩。永宁寺实在是当时洛阳繁华热闹场中的一片净士。

杨衒之在描摹永宁寺时,也渐渐走进他用回忆制造的佛国幻象中,讲故事的人,终于成为了故事里的人。

永宁寺规模宏大,僧房楼观达一千余间。寺院北部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太极殿为皇宫正殿),内供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家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当时外国献来的佛经、佛像,也都陈列在永守寺内。

芜城

我国现存最高的木塔,是建于辽代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五层,八角形,通高67.31米,是世界建筑史上的著名杰作之一。但如果拿它与永宁寺木塔相比较,那不但晚了五百多年,而且高度也仅及永宁寺木塔的一半。

杨衒之在感慨永宁寺塔“不可思议、骇人心目”时,这座塔早已化为废墟,洛阳也“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时任东魏公务员的杨衒之到旧都洛阳出差,目睹曾经的宫阙变为农田,人间佛国“钟声罕闻”,刻骨的沉痛令他用文字赋予断井颓垣生命,让永宁寺早已飘散的“宝铎和鸣”回响不绝。他的黍离之悲有“故园已是愁如许”的沧桑,有“举目凄凉无故物”的沉痛,更有“终不似、少年游”的喟叹,诸多情绪混在一起,为《洛阳伽蓝记》冷静的文字平添难赋深情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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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曾是洛阳这片人间净土里最伟大的建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就有在城中修建一座“永宁寺”的构想,及至神龟二年(公元519年)永宁寺建成。早先挖掘佛塔地基时,曾挖出三十尊金像,笃信佛教的胡太后认为是“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瑞兆让胡太后不惜成本地营造寺院,其时北魏已陷入社会危机。它矗立在洛阳城内的18年间,北魏走向了盛极而衰以至不可挽回。杨衒之在永宁寺一章,用了近3/4的篇幅记述了北魏灭亡史,它充满阴谋、刀光隐隐、血流成河,也洋溢着注定失败却仍要反抗的悲壮。

永宁寺木塔建于永宁寺中心,九层,四方形。关于塔的高度,各种文献记载不一。《洛阳伽蓝记》称:“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水经注》云:“浮图(即塔)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魏书·释老志》说:“高四十余丈”。参照解放后对该塔塔基进行考古发掘的资料,可信《水经注》的记载是正确的。如取北魏前尺折合今27.9厘米计算,四十九丈当折合今136.71米,相当于四十五层大楼的高度。这样高的木塔,在我国古建筑史上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

悲剧从胡太后鸩杀孝明帝开始。当年永宁寺塔刚建成,“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想必母子俩也有其乐融融的时刻。仅仅过了十年,胡太后为了实现自己专权的野心,毒杀了年仅19岁的亲生儿子,立更易控制的幼子为帝。驻扎在晋阳的地方军阀太原王尔朱荣闻风而动,以复仇为名拥军南下。他整顿军队的所在,就是永宁寺。当时的长乐王元子攸作为内应,尔朱荣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洛阳(可见胡太后多不得人心)。元子攸也被尔朱荣立为孝庄帝。胡太后的女王梦化为泡影,且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下令宫人、幼帝随她一起去永宁寺出家(由此可推断永宁寺是皇家寺院)。然而尔朱荣仍然以祭天为由,将胡太后和幼帝骗至河阴(黄河南岸,约在今孟津县),心存幻想的胡太后还在用“出家”作为与尔朱荣谈判的条件,然而后者拂衣而起,沉杀二人。

水宁寺木塔的第一层,每面九间,皆设三门六窗,涂以朱红大漆。朱漆大门上饰有鎏金衔环铺首,以及排列整齐的五行鎏金铜钉。在木塔的塔利上装饰有大小“容二十五斛”的鎏金铜质宝瓶。孝昌二年(公元526年),狂风大作,木塔宝瓶被刮落,竟至于“入地丈余”。由此可见此宝瓶是多么大和多么重了。宝瓶之下还装有鎏金铜质承露盘十一重,盘之周匝皆悬挂鎏金铜铎(大铃)。木塔四角设置四道铁鏁肩塔刹引向塔座,每道铁鏁上都饰有“大小如一瓮”的鎏金铜铎;另在上下九层的四角也皆悬挂鎏金铜铎,每至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尔朱荣随后把屠刀举向被迫参加祭天的北魏的朝臣,“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受害者人数在不同的记录里,从一千余到三千不等。“河阴之变”是北魏最血腥的一幕,北魏王公、元氏贵族几乎一朝覆灭,其中还有不少元子攸的同党,这也为他与尔朱荣分崩离析埋下了种子。

回答:

河阴之变后,尔朱荣虽长期在晋阳,但掌握了北魏实权。他气焰最嚣张时,他的侄子尔朱兆甚至做出了把孝庄帝囚禁在永宁寺的忤逆之举,可见这皇帝当得多窝囊。然而年轻气盛、在元氏族中威望甚高的少年元子攸不甘于被尔朱氏架空做傀儡皇帝——他俩的关系有点像汉献帝和曹操,但元子攸更刚烈。

在汉魏洛阳故城宫城正门阊阖门西南约一公里、310国道与陇海铁路交叉处的南侧,一座高大的土丘甚为引人注目,当地人俗称“大冢”或“木塔寺”。它千百年来默默的耸立在那里,经历着寒来暑往,目睹着兴废沧桑。昔日无比荣耀的“僧伽蓝摩”,早在灾祸战乱中荡然无存,那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更是有如天外流星一般,在历史的长河中划过一道眩目的光芒后,便永不再现,遗留下的废址残基,不知引发了后人多少感慨叹息。这里便是一千五百多年前北国佛都洛阳城内外众多寺院中最为宏伟豪华的皇家寺院——永宁寺遗址。

孝庄帝见无法阻止尔朱荣篡位的步伐,他抱着“宁做高贵乡公死,不做汉献帝生”的想法,在尔朱荣动手之前,假称皇后(尔朱荣之女)生子,令其进宫探望,暗中埋下伏兵,“手刃荣于光明殿”,与尔朱荣一起被砍死的还有他的20多个亲信。

图片 14北魏永宁寺平面图

尔朱氏炸了,派尔朱荣的堂叔(从父弟),尔朱度律率兵向孝庄帝索要尸体。一番混战后,最终孝庄帝被尔朱氏生擒。他被囚禁在永宁寺门楼中,就是“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绮钱青琐,辉赫丽华”的门楼。后又被送到晋阳,最终被缢死在三级寺。“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又作五言曰:‘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时年24岁的元子攸最后一次礼佛,发下的愿心竟是“不为国王”。那首绝命诗后来成为他的挽词,“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观者,悉皆掩涕而已”。如今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与绝望,只有一脚踏入死亡的人才能描摹。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广泛而迅速传播的时期,中国尚佛之风也在此时日益兴盛,到了北魏,奉佛礼佛达到高潮。无论是皇室权贵,还是士绅商农,大都敬佛礼佛,而建寺造塔更是这一风尚的具体体现。当时的信众认为唯有此才能表达自身对佛无以复加的信仰与崇拜。所以那时的寺塔不仅是在数量上大大超越以往,在建筑的形制和规模上更是力求宏大华丽。尤其是做为最高统治阶层的皇室,营建的塔寺更是要突出其尊贵与虔敬,喻示着其在世俗社会的高人一等,在佛国也同样远胜于众,南朝同泰寺、北魏永宁寺就是如此。而洛阳永宁寺做为这一时期数以万计的佛寺代表,是整个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标志,在我国佛教史、古建筑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北魏不可逆转地坠入深渊的过程中,似乎处处有永宁寺塔的影子。简直是北魏洛阳版“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它曾见过胡太后与孝明帝曾经的母子深情、尔朱荣大军的刀光剑影、胡太后的愚蠢专断和她欲皈依而不得的绝望。还有被困在寺门楼上的孝庄帝。他的勇气、反抗和失败,都像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纯净高贵,令人唏嘘。

“永宁”一词,似取《尚书·吕刑》中“其宁惟永”一句,表达统治者希望其政权“永久统治,天下安宁”之意。早在北魏天安二年(公元467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就曾在当时的国都代京(今山西大同)起建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至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之初,就打算在洛阳城内再建永宁寺,“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朝廷如此重视,可见永宁寺在北魏政权中,政治象征意义显然更大于其作为寺院的宗教场所功能。

浴火

但洛阳永宁寺的正式建造,却是在二十三年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孝明帝元翊即位,其母灵太后(宣武帝妃胡氏)“临朝称制”,控制着北魏的国家实权。在当时王公贵族竞相礼佛的狂潮中,灵太后发起兴建永宁寺。她把寺址选在繁华的洛阳城内,北距宫城仅一里之隔。开工之日,灵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充分表示了她对兴建永宁寺的重视。熙平二年(公元527年),永宁寺塔建成,孝明帝与灵太后登塔眺望,因“其目见宫中”,遂严禁一般人登临,永宁寺成为专供皇帝、皇后礼佛的场所,称冠于当世。北魏朝政动荡,逆臣豪强频起,纲乱国危,在此情形之中,永宁寺也难独善其身成为佛国乐土。兵戈铿锵时掩诵经梵语,战旗烈烈更胜绣旌彩幡。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北海王元颢入洛屯兵于此,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尔朱兆作乱,囚荘帝于永宁寺门楼上。这座佛国宝刹在北魏的政治风云中,已无法保持自身的平静,更别说佑护国家的永久安宁。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二月,永宁寺塔遭雷电所击,焚毁殆尽。在永宁寺塔烧毁不久,“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永宁寺院也随着北魏王朝的覆灭而废弃。

永熙三年二月,与北魏国运共沉浮的永宁寺塔被雷火所击而焚毁:

据史书记载,永宁寺规模宏大,整体是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院落。四周有墙,各开一门,南门(山门)、木塔、佛殿等主要建筑,自南向北依次纵贯在寺院的中轴线上,寺院的东西二门则严格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布置。整个建筑群布局严谨,庄严肃穆,主次分明,错落有致。木塔雄踞寺院中央,寺院四门与其直对,前方及左右两侧空旷开阔,北部有大型佛殿相配,更显出它的主体地位。这显然是一种以佛塔为主、以佛殿为辅的寺院建筑格局。这是我国早期佛寺的典型布局,它一方面借鉴了古代印度佛寺“窣堵坡”建筑的以塔为中心的布局特点,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一些礼制建筑如同明堂、辟雍平面十字对称的形式,这也是与佛教建筑在中国发展本土化要求相适应的结果。此时的佛事活动已由简单的原始绕塔而行礼佛诵经进一步发展到对佛像的崇拜,从而在中轴线的北部建造佛殿恭置佛像。塔与殿同为礼诵场所,但仍以塔为中心。

“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图片 15永宁寺为皇家寺院,整个建筑较之其它同时期寺院,尤显其无以比拟的高贵与华丽。当年为建此寺,不但不惜耗费国家巨大的财力、物力,而且集中了大批在建筑、雕塑、文学、艺术诸方面堪称一流的人才,因而永宁寺的建筑不仅体现了当时最高的寺院建筑艺术,同时也处处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宏大高贵华丽的风格。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四面皆筑有围墙,墙上施有木短椽,椽上覆瓦,和当时皇宫宫墙的形制完全一样。四面寺门尤以向南正门最为高大峻拔,“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绮钱青鏁,辉赫丽华”,门外塑有雄壮威武的四个力士,四只狮子,“壮严焕炳,世所未闻”。东面和西面的两座门,其形制类似南门,不过只有二重门楼。北门则无楼,“上不施屋,似乌头门”(形制为两侧主柱、两扉似栅栏的式样)。围墙之外,绿水环绕,青槐婆娑。

这场三月不灭的大火,是永宁寺塔的劫数,只有塔内造像劫后余生。

寺内建筑则以豪华伟壮的格调追求皇家特有的高贵与尊荣,从体量、数量及规模上都显示崇高壮美。寺内北部的佛殿,“形如太极殿”。太极殿是北魏朝廷的“金銮殿”,是极具皇权意义最高等级的建筑。永宁寺佛殿能与之匹敌,可见其建筑形制也是最高级的。另外殿中供奉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佛殿内置二十一尊大佛像,足见其内部空间之大。现勘探得知,佛殿基址,东西54余米,南北25米,应为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大型建筑。另外还有“雕梁粉壁,青缫绮疏”的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分布中心佛塔的东西两侧,当年的高僧大德、皇族居士云集于此,同诵梵音妙语,胜况空前。特别是寺中九层佛塔,即永宁寺塔,更是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高层木构建筑,其以惊人的体量和高度,纵向开拓立体空间,不仅与寺院本身的平面空间形成对比,而且与整个北魏洛阳城所追求的平面铺排、层层叠进的横向空间形成强烈反差,从而突出了崇高壮阔,气魄宏大的佛国主题。巍然耸立的巨大塔体,直指霄汉的金色塔刹,把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想与寄托,带到了更高、更美的佛国境界。

据考古报告,永宁寺遗址出土彩塑品1560余件,原来的泥塑大多被烧成了砖红色、青灰色的陶塑,色彩尽失,“原貌不复可见”,但却变成了比泥更能禁受时间磨洗的陶,焉知非福?

塔是佛的象征,在佛教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塔的高低大小,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对佛的崇敬程度,佛教讲因果报应,造塔越高,报应越多,也更显虔诚。永宁寺木塔起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于孝明帝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建成。九层,四方形,是永宁寺的主体建筑。至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遭雷击起火尽焚,前后仅存在了十八年。

这批塑像几乎全部为手工雕塑,也是北魏塑像最高水平的体现。

永宁寺塔的高度,《水经注》载:“浮图(即塔)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魏书》说“高四十余丈”。参照解放后对该塔进行考古发掘的资料,一般认为《水经注》所记四十九丈是正确可信的。如取北魏前尺折合今27.9厘米计算,四十九丈当折136.71米。这样的建筑高度在今天亦非易事,对于1400多年前的工程技术水平而言,只使用自然材料(土、木)进行营造,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之前在国博《大象中原》展上,见过一组永宁寺出土头像,甜美动人的笑,令我心头一暖、又一痛。

图片 16永宁寺木塔的第一层,每面九间,皆设三门六窗,涂以朱红大漆,上饰鎏金铺白及金铜锭。在木塔的塔刹上装饰有大小“容二十五斛”的鎏金铜质宝瓶。孝昌二年(公元526)狂风大作,木塔宝瓶被刮落,竟至于“入地丈余”,由此可见宝瓶之大之重了。宝瓶之下还装有鎏金铜质承露盘十一重,盘周匝皆悬挂鎏金铜铎(大铃)。木塔四角设置四道铁缫,自塔刹引向塔座,每道铁缫上都饰有“大小如一石瓮子”的鎏金铜铎,另在上下九层的四角皆悬挂鎏金铜铎,总计各种铎共达一百三十枚。每至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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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塔建成之后,灵太后不听众大臣谏阻,携七岁幼子元翊登塔眺望,“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因其高拔,可见宫中,此后就严禁一般人攀登了。著名僧人、被尊为中国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来到洛阳后,看见永宁寺“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遂“合掌连日”,赞叹永宁寺“实是神功”!自称活了一百五十岁,走遍世界各地,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二月,木塔为雷电所击。初从第八层燃起,很快就蔓延成熊熊之大火!时“雪雨晦冥,杂下霰雪”,合城僧俗咸来观火,有三个僧人当场投火而死,“悲哀之声,振动京邑”。面对漫天大火,孝武帝元修曾派一千名羽林军意图扑救,但终无济于事,“火经三月不熄,有烟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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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及其木塔似乎是北魏王朝兴衰存亡的标志,在永宁寺木塔被焚后不久,北魏政权便灭亡了,这也算作历史的巧合。从此,洛阳一带战乱迭起,刀兵相峙,昔日赫赫京都,竟成一片废墟!“野草蔓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当年盖世繁华,尔后尽付东流了。

在1400余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此座高大的土丘,已经难以得知其当年的雄伟高峻。清代乾隆年间,洛阳县今龚松林十分草率地定此土丘为汉质帝刘缵“静陵”,并于丘南面刻石竖碑,此举不但留下笑柄,而且还招来了清末军阀们的盗掘,丘上盗洞,至今仍在。

在“并蒂莲华”展看到这件,我瞬间窒息了。

永宁寺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约305米,东西宽210米,四周院墙皆系版筑而成。在版筑的墙体之下再向地面下挖深1.5-1.6米的基槽,内用土逐层夯实,以此做为墙体的基础。南墙墙基仅存西侧一段,残长53米,宽3.3米,残存墙基高2.4米。南墙正中发现一长方形建筑基址,东西长44米,南北宽19米,并探见残砖瓦、朱色石灰墙皮和红烧土块等堆积物。这座夯筑基址,当系南门楼遗址,面阔7间,进深2间,向北正对佛塔。在正对佛塔的东西墙中段相对应探到两个缺口,宽3.6米,堆积有大量砖瓦、烧土块、石灰渣、夯土碎块等遗物,应是东、西门址。由于北墙中段今破坏严重,故未见门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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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塔塔基建于一座百米见方的夯土基础之上,此一夯土基础位于当时的寺院地表之下,厚达2.5米左右。木塔基座为正方形,长宽各约38.2米,残高2.2米,内为夯土,四壁以青石镶包。从外面看,好象一座青石台基。台基表面是一屋坚实的三合土硬面,四周还装有望柱、栏板、螭首等。这些石质建筑装饰品早经破坏,仅残有部分遗物,台基四面皆置漫道,以供人上下。

​圆润的面庞、挺拔的鼻梁、饱满的鼻翼、丰盈的唇峰……无不细腻生动,虽是泥塑,皮肤却好像有温度和弹性。

木塔底层用124根方柱构成。方柱一般为50厘米见方,分作五圈排列,组成方形柱网。第五圈即最外圈为“檐柱”,每面10根,共40根,这与古文献所说“面有九间”相合。第四圈为“明柱”,每面平均8根,实共有28根。第三圈为“内柱”,第面六根,实共有20根。第二圈“内柱”,每面4根,实共有12根。第一圈“中心柱”共16根,四根一组,分为四组,每组密集排列成“田”字形,组成坚固的中心柱网。在“檐柱”的四角,内外各增置一柱以增加木塔四角的强度。方柱之下皆垫以方形柱础石。长宽各1.1米,厚0.6米。除檐柱仅有一块础石外,其余均叠置三块础石,合计厚度达1.8米,大大增强了塔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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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1“檐柱”之间筑有土墙,厚1.1米,外涂朱红,内施彩绘,墙内墙外皆铺有坚硬的白灰地面。根据墙残及白灰地面的现状,找到了“三门六窗”的设置。在第四圈“明柱”内,均以土坯垒砌,形成了一座土坯与木柱混合砌成的实心体。实心体面阔20米,现存残高3.7米,在实心体的东、南、西三面,“明柱”之间的土坯壁上,砌有五个弧形壁龛,宽1.8米。塔基实心体的北面,不见弧形壁龛,但有残柱,这大概是支撑木梯的支柱。登塔木梯设在塔之背面,而不是设在塔之正面,是符合木塔整体结构的要求的。

图片 22北魏永宁寺塔基遗址

​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的静穆”,那永恒的生命之流。

塔基中出土大量的与佛教有关系的泥塑像,造型独特,制作精美。大型泥塑像没有发现完整的,只出土几件塑像的附属部件。小型泥塑像出土三四百余件,多为贴靠在壁上的“影塑”。由于塔基曾经被焚毁,这些塑像均已身首分离。但从发现的菩萨、比丘、文吏、武将、女侍等塑像来看,大多造型精致,形态逼真,工艺精湛,人物自然,秀丽可掬,比同时期的石窟造像更精美,更细腻,更生动,堪称北魏最上乘的雕塑珍品。为研究美术雕塑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引起了文物界、美术界的极大重视。其中有几件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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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是北魏时期一座有代表性的佛寺,其建筑形制布局和结构,都具有早期佛寺的特点,并雄辩地证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建筑大师无与伦比的卓绝技艺和智慧才华。参观过应县木塔的人们,大多难以平静激动的心情,如果“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的永宁寺夺现存人间,相信有幸来此的宾朋游客,一定会“叹为观止”的。

​脸上带着1500年尘土的菩萨头像,笑靥如花,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图片 24北魏永宁寺塔基保护展示工程(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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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永宁寺塔——古代第一高塔

  南北朝时期,佛教登峰造极。在数以万计的寺院中,永宁寺登峰造极。

  该寺是北魏皇家寺院,那个时代最宏伟豪华的“僧伽蓝摩”。这所伽蓝已足称传奇,最传奇的则是寺中木塔——永宁寺塔。

  如今知道永宁寺塔的人不多,但知道的人无不深感震撼。这座木塔高达一百三四十米,相当于四十多层楼。这样的高度,不仅空前,而且其后1500多年也没有匹敌者。这木塔绝对天下第一,天下第二只到它的腰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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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史上的奇迹令人震撼,它的命运更让人扼腕。在这个世界上,它只存留了短短的十多年,惊鸿一瞥,就离开了喧嚣的尘世,留给人无数遗憾无尽感慨,一位洛阳人写道:“那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犹如天外流星一般,在历史的长河中划过一道炫目的光芒后,便永不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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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毁灭了大约1500年后,考古人员对永宁寺和永宁寺塔进行科学发掘,仅仅是建筑基址,已足以让人震撼。塔基中出土了泥塑三四百件,其细腻生动、精美逼真,让最挑剔的人也赞叹不已。而这些穿越千年时光的遗留,只是永宁寺华美风采之“冰山一角”,那个“殚土木之功,穷造型之巧”的永宁寺,只能视为遥远的传奇,任时光流转,再无缘得见。

  是什么样的热情,促成了永宁寺塔的高度?是什么样的际遇,使北魏洛阳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永宁寺?

  灭佛、兴佛均不遗余力

  “盛世信皇帝,乱世信神仙”。南北朝动荡数百年,那个时代的宗教热情空前高涨。佛教自东汉初年进入洛阳后,逐渐在中国传播,但发展并不快,进入南北朝时期,在纷飞的战火中,佛教开始飞速发展。

  拓跋鲜卑进入中原较晚,接触佛教亦较晚。这个当时最有活力的民族,既曾大力灭佛,也曾大举兴佛。不管灭佛还是兴佛,用力之猛,力道之大,在历史上少有与其匹敌的。

  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四度灭佛,第一个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次灭佛持续时间最长,手段最为严酷。

  拓跋鲜卑原本信仰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信奉“万物有灵”,为草原民族普遍信仰。随着步步南迁,日益深入中原后,拓跋鲜卑开始接触佛教和道教,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和尊重,道武帝拓跋珪“好黄老,颇览佛经”,“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

  随后,拓跋珪和他的儿子拓跋嗣,先后征召高僧,在平城(今大同)兴建了一些佛寺,并“令沙门敷导民俗”。北魏皇帝的意图很明显,他们不只是在引入一种宗教,更是在吸纳宗教中包含的众多文化因素。这种意图,使佛教向民间渗透,拓跋鲜卑的宗教信仰开始转变。后来佛教渐成北魏主流信仰,皇帝多次下令禁绝萨满教,这种转变意义非凡,由于信仰与汉人相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减少了阻力。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信仰的转变,鲜卑人汉化几乎不可能。

  不过,佛教在北魏的传播过程很曲折。从拓跋珪到拓跋焘,对道教更感兴趣,“皆好黄老”,对佛教并无深入了解,很可能当做一种道术来看待。这种取向,最终导致一场破击北魏全境的灭佛运动。

  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聚众反魏,有众十余万人。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在长安一寺院歇马时,偶然发现寺中藏有大量兵器,怀疑僧人与盖吴通谋,下令搜查,查出大量官民寄放的钱财以及和尚与豪门贵妇偷情的密室。太武帝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此时,极力反对佛教的大臣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下诏诛杀长安沙门,“焚破佛像”,随即令各地“一依长安行事”。一时之间,举国风声鹤唳。

  此时佛教影响已深入北魏上层,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笃信佛教,竭力延缓诏令,使众多僧人有时间逃匿。即便如此,北魏佛教也遭到重创。

  历史上诸次灭佛,都是“人亡政息”,下令灭佛的皇帝去世后,灭佛运动即告中止。拓跋焘去世时,拓跋晃已先他而去,但接班的文成帝对佛教十分重视,“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此即所谓“太武灭佛”、“文成复法”。

  文成帝在位期间,任用高僧昙曜大举开凿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日新眺”,伴随一座座高大奇伟的佛像出现在世人面前,佛教信仰日渐深入人心,从此,北魏人把无限的热情投入到佛教造像之中。

  献文帝拓跋弘(即孝文帝拓跋宏之父)“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实行崇佛政策,在他和冯太后的影响下,孝文帝自幼信奉佛法,亲政之后,他深研佛教义理,与高僧交往密切,在平城和洛阳兴造佛寺,招揽高僧,全面制定僧制,促进佛教有序传播,使平城和洛阳先后成为佛教中心。

  迁都洛阳时,“代都(指平城)僧徒与都俱迁”,其中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和尚,叫做跋陀(即佛陀),此人“有道业,深为高祖(即孝文帝)所敬信”。

  跋陀“性爱幽栖”,嫌洛阳太吵闹,“屡往嵩岳,高谢人世”,于是孝文帝下令在少室山为他建造了一座寺庙,因位于少室山下密林中,名之为“少林”,此即今天的少林寺。

  孝文帝另一开创,是下令在伊阙开凿古阳洞,后来北魏皇帝、大臣在这里大举开山造像,是为龙门石窟。

  永宁寺塔千年无匹

  孝文帝之后,“佛法经像,盛于洛阳”,盛名之下,亚洲各地的和尚“咸来辐凑,负锡持经,适兹乐土”。外国和尚来得太多了,宣武帝不得不专门给他们建造了永明寺。这寺有房舍1000多间,最多时住了外国和尚3000多人。有学者认为,这些人可能不全是和尚,还有景教(基督教教派)传教士等,当时的洛阳人分不清楚,一概称之为外国和尚。

  但此后洛阳佛教的发展过热、过快,呈现狂热乃至疯狂。孝文帝好佛,但主要推重佛教义理,对佛教发展进行了理性的限制和管理。在他之后,宣武帝、胡太后、孝明帝等“皆好佛法”,但他们没有孝文帝的远见和理性,从崇佛逐渐演变为“佞佛”,佛教信仰渐趋狂热,如《洛阳伽蓝记》所说,“逮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大家伙儿将家财视若敝屣,随时无条件捐建寺庙,“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下之姿,竞摹山中之影。宝刹与灵台比高,广殿与阿房等状”。估计北魏GDP很大一部分成为佛教基金,寺庙越来越辉煌,无与伦比的永宁寺和永宁寺塔,即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永宁”一词,似源自《尚书》“其宁唯永”之句,表达祈愿长久、安宁之意。献文帝拓跋弘曾在平城兴建永宁寺,“构七级浮屠,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初,就规划在洛阳城再建永宁寺,并预留了建设用地,“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在城郭之外”。由此看出,永宁寺注定不仅是宗教场所,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象征意义。

  永宁寺最终兴建,是在孝文帝去世后十多年的事。公元516年,宣武帝撒手人寰,他儿子元诩即位,此时元诩年仅7岁。他的母亲“临朝称制”,是为胡太后(也称灵太后),成为又一位深刻影响北魏历史的女性。当时的洛阳城,已经形成王公贵族竞相礼佛的狂潮,胡太后执政之初,就不顾大臣反对,决意不惜财力、物力、人力兴建永宁寺。

  考古发掘表明,永宁寺是一长方形院落,四面有墙,各开一门,南门、木塔、佛殿等主要建筑形成自南向北的中轴线,其建筑格局以佛塔为主,以佛殿为辅,体现早期佛寺的典型布局。

  寺内北部的佛殿,“形如太极殿”。太极殿是北魏皇宫的“金銮殿”,是皇宫内体量最大、最具皇权意义的建筑,佛殿能与之仿佛,足见其建筑规模之大。据记载,殿内供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如此,仅大型佛像就达21尊,并且“作功奇巧,冠于当世”。

  更让人震惊的,是永宁寺塔——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木塔。据记载,木塔建成后,太后不顾众臣谏阻,携小皇帝登上100多米的高塔,“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

  见过这座塔的人,均极力称道,“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此塔建成后,菩提达摩正好来到洛阳,看见永宁寺塔,“合掌连日”,赞叹“实是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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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一、《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名著(《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地理类),简称《伽蓝记》。作者杨炫之,生卒年不详,北朝时期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曾任北魏抚军府司马,该书是记述北魏洛阳佛寺兴衰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作者杨炫之因撰该书而名世。成书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公元547年)。

书中历数北魏洛阳城的伽蓝(佛寺),分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卷叙述,对寺院的缘起变迁,庙宇的建制规模及与之有关的名人轶事、奇谈异闻都记载详核。与郦道元《水经注》一同,历来被认为是北朝文学的双璧。

书中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即平均每百户人家,就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寺庙。一方面,受北魏诸帝奉佛的影响,朝野风从,出家为僧的人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因为战争频繁,也有很多人假称出家以避徭役。到了魏末,各地僧尼多达200余万人,出家的热潮前所未有。

书中记述佛寺七十馀处。其体例是以北魏佛教的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几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先写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史事、传说、逸闻等,在对诸多佛寺形制规模的描摹和始末兴废的勾勒中,反映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风俗人情,如皇室诸王的奢侈贪婪,南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该书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书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条中所载之田僧超吹茄、陈白堕酿酒、孙岩娶狐女等。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西晋永嘉之乱后,佛教在北方日炽,社会遂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仅北魏都城洛阳,城内外就建寺一千多所。其后政权更迭,洛阳陷于兵燹,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也迁到了邺。

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杨炫之因公务路过洛阳,面对繁华名都在现实中却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忘、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的祸害。

二、永宁寺始建于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由笃信佛法的灵太后胡氏主持修建。神龟二年(公元519年),永宁寺塔建成。规模之宏大,为洛阳千寺之冠。永宁寺是一座以佛塔为中心的佛寺,是专供皇帝、太后礼佛的场所。

胡太后(司徒胡国珍女)多信佛事,其有一姑母,曾作女冠子,好谈释教,太后自幼相依,耳熟能详,至此特命在崇训宫侧,建造一永宁寺,又在伊阙口建石窟寺。两寺皆备极华丽。

《洛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塔为木质结构,关于它的高度,史料记载不一,有说塔高九层,一百丈,百里外都可看见。也有说塔高四十九丈或四十余丈,合今约136.71米,加上塔刹通高约为147米。据考:永宁寺塔平面正方,每面各层都有三门六窗。塔刹上有相轮30重(一说为13重),周围垂金铃,再上为金宝瓶。宝瓶下有铁索四道,引向塔之四角,索上也悬挂金铃。晚上和风吹动,十余里外都可听见。塔的装饰十分华丽,柱子围以锦绣,门窗涂红漆,门扉上有五行金钉,并有金环铺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佛塔。

三、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二月,雷电击中永宁寺塔引发大火,木塔从建成到被焚毁,仅仅16年。随着永宁寺的中心木塔被毁,这座皇室着力经营的寺院也旋即荒废。盛极一时的北魏王朝仿佛顿时失去了佛法的护佑,正是在永宁寺塔毁掉的当年,北魏王朝覆灭了。

四、永宁寺塔现存遗址,位于汉魏洛阳故城中,白马寺东(即310国道与陇海铁路交叉口处。)迄今尚存塔基遗迹,为高大的土台,当地俗称木宁寺或木塔寺,清代误定为陵冢,树"汉质帝静陵"碑,至今碑石犹存。遗址于1963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勘察,1979~1981年发掘。

回答:

我稀罕的不仅仅是出头的半边脸佛像,还有木头,土墼盖起来的这个高塔。麦秸与土的混合,类似当今的:混凝土。过去我们老百姓用土墼盖房也能使用百年,这是建筑材料的发明创造。非常可惜,该塔遭受了雷电袭击,毁了。

两件残身像,服饰皆为“太和改制”之后的褒衣博带风格,阶梯型衣褶,圆转流畅。层层衣纹难掩修长清秀的身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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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背影最令人浮想联翩,孝庄帝写完“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转身赴死的背影,是什么样子?

在佛造像界,北魏造像的笑容最动人,佛造像的“改夷为夏”也完成于北魏。从永宁寺出土造像残件看,当时的设计者和雕塑者努力把中国人的形象、气质加诸造像,气韵生动的表情、秀丽挺拔、曲线玲珑的身材……芸芸众生就这样留在了神佛身上。

《永宁寺》全篇最戳泪点的当属杨衒之描写永宁寺塔最后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大火熄灭,永宁寺已砖瓦不存,有人在东莱海边见 “浮图於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俄然雾起,浮图遂隐。”

浮图以海市蜃楼重现人间,又被海雾带走。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Vanity of vanities, vanity of vanities; all is vanity.

对于虚空的描述,人类是相通的。

传奇落幕,杨衒之笔锋一转:“至七月中,平阳王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长安。十月而京师迁邺。”以史传笔法写出北魏的结局,冷静得近乎残酷。

读完《洛阳伽蓝记》,想起马拉美说万物存在是为了终结于书本。

所幸永宁寺塔留下的不止如此。

麦积山石窟北魏第三期窟,还有青州龙兴寺窖藏北魏时期佛、菩萨像上,那长圆脸、细长眉眼、高挺的鼻子和迷之微笑,不正是永宁寺造像的余韵?

文明的力量,岂容青史尽成灰?

————————这是解释梗儿和随便说说的分界线————————————

1、鲜卑人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入主中原,锡伯族的先祖是鲜卑人。

2、伽蓝=寺庙;浮图/浮屠=塔。

3、关于“间”:古建筑两根柱子为一间,跟商品房的“间”不是一回事;古建筑的墙主要的作用是隔断,不~承~重。

4、芜城取义鲍照《芜城赋》。

5、“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金,金属,可能是Cu,不是Au。

6、河阴之变,有学者认为屠杀的地点选在黄河岸边,与北方少数民族“投尸入河”的习俗有关。鲜卑先人逐水草而居,有水崇拜的传统,认为水能“封印”暴死者的灵魂。北朝发生过好几起受害者被“投尸入河”的屠杀,那些史料读着令人头皮发麻。

7、尔朱度律率兵向孝庄帝索要尸体的情节大致如下:一千身着丧服的胡骑在尔朱度律的带领下兵临洛阳城,孝庄帝亲自登上城楼,用官位向正愁师出无名的尔朱氏劝降(啊天真)。尔朱度律慷慨陈词,声称只要尔朱荣的尸体,边说边哭,“发言雨泪,哀不自胜。群胡恸哭,声振京师。帝闻之,亦为伤怀”,君臣隔空抱头痛哭(啊太天真)。哭泣和伤怀的尾声,是兵戎相见。

8、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见《桃花扇》。

9、看永宁寺发掘报告,才知道原来走过N多次的陇海铁路,有一小段竟是从永宁寺的院子里穿过去的。如果你坐过走陇海线的列车,有几秒钟你曾造访过这座活在史料中的寺院。

11、关于永宁寺遗址考古发掘有一种说法,因为当地百姓老从遗址上挖木头(或者已烧成炭的木头)烤白薯,怕造成破坏遗址,就赶紧发掘了——你在感慨黍离之悲时,别人只想烤白薯。永宁寺塔基还被误认为是汉代帝王陵或者宋代帝王陵。

12、杨衒之笔下装饰华美的一千馀间僧房楼观遗址不复存在,可能是北魏被拆除,连同永宁寺其他堪用的建筑构件,如础石啥的,被送到东魏首都邺城再利用。

13、参考资料:《洛阳伽蓝记》、《北魏洛阳永宁寺考古发掘报告》。

14、洛阳可去的地方太多了,我最想去汉魏洛阳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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