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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剧必须把握历史本来面目,中中原人民共和

文章作者:科技生活 上传时间:201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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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毛佩琦,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及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发表论文六十余篇。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帝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中国明代军事史》等。05年毛佩琦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解了《明十七帝疑案》系列讲座,其主讲的《明十七帝疑案》及《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收视率排名位于05年《百家讲坛》所有讲座的第二位。明朝真的很衰弱吗?明朝实际上离我们并不是太遥远。明朝是什么样子?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明朝宦官拥有很大权利,朱元璋很残暴,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跟蒙古打仗时皇帝都被他们抓走了,明朝的疆域也很小等等。但我也有一些疑问。为什么这么一个衰弱的朝代,会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大型的中国船队穿过印度洋到了非洲,甚至现在有人说,郑和发现了世界,发现了美洲;为什么这么一个衰弱的朝代,可以修这么大的工程——长城;可以建那么辉煌的宫殿——北京的故宫;如果一个朝代真的很衰弱,那么这些事情是怎么做的?去过南京的朋友多数到过明孝陵,在那里你会发现一座大石碑,看到石碑上面写了些什么吗?也许你一脸茫然。但我告诉你,要了解朱元璋,了解明朝,这石碑上的四个大字最关键:治隆唐宋。那是清代康熙皇帝立的碑,已有300多年历史了。意思是说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比唐朝、宋朝还好,明朝最兴隆。这是对朱元璋的称颂,也是对明朝的称颂。康熙皇帝6次南巡,每次到南京去,都要祭扫明孝陵。而且他每次去都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表示对朱元璋的尊重。西汶艺术网[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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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佩琦先生应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邀请前来我校讲学。下午2时30分,毛佩琦先生以“明代政治纵横谈”为题在阶梯楼401教室为社会发展学院师生作了一场生动有趣、富有思想的学术讲座。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员、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长期从事中国明史、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评传》、《平民皇帝朱元璋二十讲》、《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主编有《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岁月风情——中国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中国状元大典》等。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明史、《中庸》等,影响广泛。

在讲座开始之前,我校党委书记林世选和副校长刘运才在沁园亲切会见了毛佩琦先生,对毛先生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之后,林书记还向毛教授颁发了聘书,聘请其为我校兼职教授。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郭培贵教授等学院领导参加了会见。

  最近很多人在诸多电视台主讲历史、很多电视剧也冠以“历史剧”头衔循环播出,还有美女作家解读着紫禁城风云,倾述对历史的反省和追思……如何看待此一轮“历史热”?记者日前走访了著名历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佩琦。他重视“历史的通俗解读”,对其中多样现象进行了辨析,也对当下历史研究的着眼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有的对历史的解读都是现代的解读,想从历史当中找出一种经验,找出一种对付现在所遇到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一种应对的方法。”

讲座上,毛佩琦教授以整个明代的历史发展状况为背景畅谈了自己对明史研究和明代社会政治的认识,提出许多新颖独到的观点。他引用清康熙帝题南京明孝陵碑文和《明史》记载,指出明代社会发展“治隆唐宋”,疆域拓展“远迈汉唐”,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十分重要时期,学界应该予以足够重视并进行重新认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是明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在这一时期,政治经济体制、道德价值观念、思想认知模式都呈现出打破旧有体系和范式的趋势,诞生出许多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兴因素。针对史学界对于明史研究中存在的关于时间跨度与历史分期的认识分歧,毛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明朝前后历经17帝277年的历史,可分为开创奠基(1368-1424)、守成时期(1425-1505)、祸乱时期(1506-1561)、中兴时期(1562-1586)和败亡时期(1587-1645)五个阶段;并分析了各个时期政治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指出土木堡之变并非明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明朝与瓦剌间战争前期的失利并非实力对比的结果;而嘉靖、万历年间的“中兴”是建立在传统统治方式强化基础上的中兴,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这一“中兴”站在了历史前进的反面,相反,万历后期政治统治上“怠荒”局面则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言论的开放和个性张扬、自我意识的成长提供有利环境。故而,毛教授告诫同学们在进行历史思考和研究时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既要尊重成说,尊重前辈,但又不囿于成说定论。整场讲座中,毛先生恳切坦率的话语中不时流露出一个历史学者的责任感和求实精神,这对于开阔同学们的历史思维、培养大家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将起到推动作用。

  现代传媒对学术传播的作用

毛佩琦先生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毛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方面的研究,先后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十余部,主要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评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中国明代军事史》、《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岁月风情—中国社会生活史》、《百卷本中国通史·明史10卷》、《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四库全书大辞典·史部》等。

  记者:您前些年就曾上过央视《百家讲坛》,讲过明十七帝疑案,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很多观众对您讲的朱元璋、朱棣很感兴趣,而《百家讲坛》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历史,丰富了历史知识,也推出了很多大家所说的学术明星,当然也引起了很多非议和争论,那您对现代传媒对学术传播的作用怎么看呢?

(社会发展学院 谢志恒)

  毛佩琦:现代的传媒手段无疑是非常进步的,可以涵盖面更广,可以跟普通观众和普通读者接触更多,所以无论是任何信息利用新型传媒,都是可以提高传播效率的,如果不利用新型传媒,那就相对是落后的了。

  不仅要看通过什么手段去传播,还在于传播什么给观众。传播有两个环节要把控。一个就是信息、观念的提供者,学者、文艺家等等,再一个,就是传媒的掌控者,包括电视台、报纸等传媒的管理者,我觉得这两者都要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论是作家、学者、文艺家,还是有关部门的领导,都有一种社会责任——即使是小人物,或者是人微言轻,别人不会注意,但是借助了先进传媒手段有可能会影响很多人。那么反过来受众关心的人物及重要的、国家掌控的传媒平台,能够不对所传达的信息负责任吗?

  做历史的通俗解读并不是新现象

  记者:您曾为《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作序,它在图书出版和解读历史上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让人们知道了历史可以这么写,可以这么广受欢迎。加上《百家讲坛》等传媒的推动,几年之前就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民间的“明史热”。对于历史的通俗解读,您认为是好事吗?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是只把学术做好就行了吗,还有没有义务要去向大众澄清真实的历史?

  毛佩琦:我提出过“历史需要通俗解读”。为什么历史需要通俗解读?因为历史不仅仅是官方的,它不只在庙堂当中,历史就活在酒楼茶肆,活在说书场,活在戏剧舞台上,活在小说上,活在评书艺人的口头上,你不要他们解读,他们随时都在解读。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解读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些人做这个工作。

  专业研究如果不和社会民间接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如果一种理论的解读和学术的研究,只停留在纸面、课堂、图书馆,它的传播范围,它的有效性,它的社会效益又如何呢?归根结底,任何学术成果是希望被更多人了解、希望传播给大众的。治史目的就在于“资治”,我们面对现代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需要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这种历史的经验教训,需要有学术的专业研究。所以应该有一些学者为此作出努力。事实上,历来的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比如我们近代的一个大学者顾颉刚编过“中国历史小丛书”,后来吴晗也主编过“中国历史小丛书”,前者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者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都在做沟通民众和学界的一个桥梁,并没有多少所谓庙堂和草根间的鸿沟、界限。

  我常常说,“最难得的是大家写小文章”,因为大家能掌握精髓,能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最核心的价值、最核心的理念,所以要提倡大家写小文章。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以天下为己任,读万卷书,为的是承担社会责任,启发民智就是一项重要的责任,历来就是这样的。你把自己的学问,搞成曲高和寡的,让人家都不能够理解,那不是真正的学问家。中国有这个传统,做历史的通俗解读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它是在一个新的时期,利用新的平台,利用新的传播手段,在继续先贤所做的工作。

  把明史更多的知识传递出去

  记者:从您自己治学道路上选择的明史,您个人觉得明史有什么特殊之处?简单介绍一下您认为它最有价值的地方?

  毛佩琦:明史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历史,是中国传统社会鼎盛时期的历史,有人说,汉唐很盛,可是你听说过没有,明朝很盛,有句话叫做“远迈汉唐”;明代又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明朝末年出现了向近代的转型,因此它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值得我们关注。有人一提起明朝就想到宦官专政、锦衣卫横行、专制主义和社会腐败,但“治隆唐宋”“远迈汉唐”才是明史的真实写照,清朝因看到明朝制度的优越而选择了继承,事实证明,该制度也支持了清朝2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明朝时期使臣“舟车所至,无远不届”,其影响“东西抵日出日落之处”,在强盛时,其疆域和影响远超汉唐。这些都是史书上的原话,但很多人不知道,只看到了他的衰败。哪个朝代没有衰败呢?

  对明史有很多误解误读,或许人们对明代的了解不如对其他朝代的历史了解得多。明朝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让它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关注明史就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我需要深入研究明史,并且要让更多人了解它,我们有责任把明史的更多的知识传递给大众。

  海内外历史研究走向越来越趋同

  记者:《剑桥中国史》系列,还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影响很大。国外及外籍人士研究中国历史,他们的学术特点与国内有哪些不同?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可以借鉴呢?

  毛佩琦:长期以来,由于交流不多,东西方的研究课题、研究理论、研究角度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最终是会殊途同归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历史是一个,而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追寻真相,提供思考。这在中外并没有什么不同。可能在双方文化交流出现断裂的时候,它会独立发展,但当交流发生比较频繁的时候,就会“你的论点和你的理论我也理解了,我的论点和我的理论你也理解了”,双方互相交融,互相学习,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理论去解释同一段历史。这二三十年以来,海内海外对于历史的解读,对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越来越交流和融合,双方的差异逐渐缩小,从研究的选题、方法、范围到得出的结论,都在趋同。前几年我参加在浙江召开的国际明史研讨会,做学术总结就提出当前明史研究的这一个特点——海内外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的趋同。

  《剑桥中国史》是集合了海外的一批学者写的一部中国史。在我国改革开放,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它可以带来一些不同的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它对于中国历史的解读,对大陆地区的学者有很多启发,它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是有贡献的。很多的国内读者对它也有比较好的评价。但是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或者是不可逾越的,它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它是在那个地域,在那一批学者当中形成的一种共识。现在,我们的学术已经发展了,现在我们看,我们的海内海外的研究应该说超越那时候了。

  黄仁宇提出了“大历史观”的观点,这是他观察历史的一个方法。很多学者对他的方法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在我国台湾地区,召开了专门的研讨会,把他的方法批得一无是处。对此,我们这里不展开。但黄仁宇的文笔,我很欣赏。他用活泼的文笔来展示一个时代,他让你如临其境,如见其面,如闻其声,这样就好像带你走进那个时代,不知不觉受到他的影响和感染。所以,台湾学术界的朋友也说他更像个文学家,或是更像小说家。他的真正价值在于开创了历史写作的一种新面貌。

  关于历史剧创作的四句话

  记者:现在冠以历史剧的电视剧已经在荧屏上盛行,人们习惯将和历史沾点边的都称为历史剧,前几年有《贞观长歌》、《大明王朝》,现在热播的有《楚汉传奇》等。而《隋唐英雄》和《隋唐演义》是根据评书改编的,竟然也被人称为历史剧,那么在您心中的历史剧应该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必要划个界限?您对现在的文艺领域创作历史剧的原则如何把握?

  毛佩琦:什么是历史剧?穿着古装的剧可能是历史剧,可能仅仅是古装戏。古装戏不等于历史剧。历史剧的本质是真实,它的核心也是真实。古装戏可以演绎、可以编造,甚至可以穿中国古代的服装演出莎士比亚的剧作,但历史剧要说历史。

  我认为,创作历史剧应该遵循这样四句话:“大事不虚,细节精致,剪裁生发,把握本质。”作为文艺作品,大事不虚假,不能关公战秦琼,不能给人错误的历史认知;细节真实精致,穿着什么服装、使什么用具,要符合时代,在细节上一旦穿帮,观众对整个戏就怀疑了;剪裁生发,你可以剪裁,你可以设想各种的情节,他没说过什么话你想他可能说过什么话,可能怎样做,前提是不违背本质;把握本质,就是戏的整体必须把握本质,如果说这句话不是这个人物可以说的,不是这个时代可以发生的,不是历史的必然,就错了。历史剧中虚构的成分,必须是符合历史本质的,可以称为艺术的真实,艺术地再现历史的真实。对于创作历史剧,我同时还有两句话,一是“历史学家,应该给文艺家留下更多的空间”。不要说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文艺家就什么都不能写,那搞什么文艺创作,怎么想象,怎么描述?历史学家一定要给文艺创作者更大的创作空间。在不违背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容忍度大一些;反过来,第二句话是“文学家要给历史学家和给学术更多的尊重”。要更多的尊重,你不要说什么东西都可以任意解读,有些是不能乱说的,而要把握本质。这就要求对历史学的研究的成果,对历史学家的意见,给以更多的尊重。如果我们把这个分寸拿捏好,双方达到最契合的、最佳的境界,那就会产生高质量的历史剧。

  历史研究要有“三个坚持”

  记者:有的人说,中国人痴迷历史,西方人钟情未来。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毛佩琦:首先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外国人也非常重视历史,如果说外国人不重视历史是无知的,国外所有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研究这些都是从历史出发的。我们可以想想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不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开始讲的,然后再讲资本怎么回事。恩格斯的《国家与社会起源》,讲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包括《第三次浪潮》这样的经济学著作,也是以历史为背景的。各个国家都重视历史。实际上所有对历史的解读都是现代的解读,是想从历史当中找出一种经验,认知历史发展的趋势,判断历史的走向,找出对付现在所遇到问题的解答方式,应对的方法。历史它解决不了计算机的问题,但是它可以解决人的宏观思维问题,它可以解决人类的命运问题,它可以解决人的社会问题,解决人的心灵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要有“三个坚持”: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要为了功利性的东西,使我们的研究走上歧途,也不能为了个人感情去曲解历史;二是要坚持进步的原则,不要倒退,研究明史不要倒退到明朝,研究朱元璋不要崇拜朱元璋,研究清史也不要回到跪下当奴才;三是要坚持尊重先贤研究的成果,尊重成熟的历史认知,那许多是前人通过艰苦劳动得来的结论,有些是经过几代人,付出鲜血得出的结论。历史上久经考验的结论,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要轻易推翻。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三点我们研究历史就是稳妥的、扎实可信的,就不是倒退的。

  时代的、进取的、未来的国学

  记者:您在接受某些媒体采访时说过“国学热是民族复兴的一个标志,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一种集体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您能不能再谈一下对国学热的看法。

  毛佩琦:现在的历史热实际上是国学热的一部分。国学呢,一定要区别其中的保守的、僵化的、倒退的东西。我们提倡的是时代的国学,进取的国学,未来的国学。现在我们的国学是时代的,因为每个时代都在丰富国学的内容。敦煌文书什么时候发现的?上世纪初。甲骨文什么时候发现的?上世纪初。对它们的研究是国学吗?时代的国学,一定是新的材料、新的内容,再加上新的解读、新的认识。

  为什么是进取的国学?未来的国学?这次国学热绝对不是说国学受到了很多侵害,我们要顽固保护这个阵地,不要让别人攻破。这次是国学主动出击,是进取的,是来寻找它的当代价值,探索对于当代问题的解答思路,当用西方的学问,没有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国学能否给我们以不同的启示。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我们所不知的领域,国学当中可能会蕴藏着面向未来的智慧,给我们一种思路。时代的、进取的、未来的,这也是我研究历史的一种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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